《芯片戰(zhàn)爭：世界最關鍵技術的爭奪戰(zhàn)》是美國經(jīng)濟史學家克里斯·米勒撰寫、蔡樹軍翻譯的科技類著作。該書以半導體產(chǎn)業(yè)全球分工為主線，追溯從冷戰(zhàn)至今的芯片技術發(fā)展歷程，闡釋芯片在現(xiàn)代軍事、經(jīng)濟和地緣政治中的戰(zhàn)略地位。全書涵蓋美國通過技術博弈確立主導地位、臺灣半導體產(chǎn)業(yè)崛起、華為5G技術受限等案例，分析全球芯片短缺與供應鏈危機背后的國家競爭。書中提及美國《芯片法案》補貼政策、EUV光刻機研發(fā)困境等議題，揭示大國在人工智能與軍事技術領域的核心博弈。

日本可以說“不”

幾十年來，索尼的盛田昭夫通過銷售給美國電子產(chǎn)品賺了大筆錢，他開始在美國朋友身上發(fā)現(xiàn)“某種傲慢”。 當他在20世紀50年代首次得到晶體管技術授權時，美國是世界上的技術領導者。從那時起，美國面臨著一場又一場的危機，比如災難性的越南戰(zhàn)爭、種族關系緊張、城市動蕩、“水門事件”的恥辱、十年的滯脹、巨大的貿(mào)易赤字，以及彼時的工業(yè)蕭條。在每一次新的沖擊之后，美國的吸引力都會減弱。

1953年，盛田昭夫在第一次出國旅行時，把美國視為一個“似乎什么都有”的國家。服務員給他端上冰激凌，并告訴他，“這個冰激凌上的小紙傘是你們國家產(chǎn)生的”。服務員羞辱地提醒他日本落后了太多。但30年后，一切都改變了。20世紀50年代，盛田昭夫首次訪問紐約，當時紐約似乎“魅力四射”，但現(xiàn)在，它骯臟，犯罪猖獗，破產(chǎn)了。

與此同時，索尼已經(jīng)成為一個全球品牌。盛田昭夫重新定義了日本在海外的形象。這個國家不再被視為冰激凌圣代紙傘的生產(chǎn)國。現(xiàn)在，日本制造了世界上最高科技的產(chǎn)品。盛田昭夫的家族擁有索尼的大部分股份，他已經(jīng)發(fā)財了。他在華爾街和華盛頓擁有強大的朋友圈。他精心學習紐約晚宴的藝術，就像其他日本人對待傳統(tǒng)茶道一樣。每當盛田昭夫在紐約時，他都會在自己位于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對面的第五大道82號的公寓里接待這座城市的富人和名人。盛田昭夫的妻子吉子（Yoshiko）甚至寫了一本書名為《我對家庭娛樂的想法》（My Thoughts on Home Entertaining），向不熟悉美國的日本讀者解釋美國的晚宴習俗。（穿和服不被鼓勵，因為“每個人都穿同樣的衣服，和諧感就會增強”。）

盛田昭夫夫妻二人很享受娛樂，但他們的晚宴也有其職業(yè)目的。隨著美國和日本的商業(yè)緊張關系加劇，盛田昭夫擔任非正式大使，向美國權力掮客解釋日本的政策。大衛(wèi)·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是他的私人朋友。每當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訪問日本時，盛田昭夫都會與他共進晚餐。當私募股權巨頭皮特·彼得森（Pete Peterson）帶盛田昭夫去奧古斯塔（Augusta）國家高爾夫俱樂部時，他驚訝地發(fā)現(xiàn)，“盛田昭夫認識所有人”。不僅如此，盛田昭夫在奧古斯塔的時候，還安排了一次與熟人的晚餐。彼得森回憶道：“他在這里的時候，一天大概吃了十頓飯。”

盛田昭夫起初發(fā)現(xiàn)他的美國朋友所代表的權力和財富很誘人。但隨著美國從一場危機走向另一場危機，基辛格和彼得森等人周圍的氣場開始減弱。他們國家的制度不起作用，但日本的制度起了作用。到了20世紀80年代，盛田昭夫意識到了美國經(jīng)濟和社會的深層次問題。長期以來，美國一直把自己視為日本的老師，但盛田昭夫認為，美國在應對不斷增長的貿(mào)易逆差和高科技行業(yè)的危機時，應該吸取教訓。盛田昭夫講道，美國在“忙著培養(yǎng)律師”，日本則在“忙著培養(yǎng)工程師”。相比美國的企業(yè)高管們過于關注“今年的利潤”，日本企業(yè)管理層更關注“長期”的利潤。美國的勞資關系等級分明，并且“老派”，企業(yè)沒有對車間員工進行足夠的培訓或激勵。盛田昭夫認為，美國人應該停止抱怨日本的成功。他認為是時候告訴自己的美國朋友們了：日本的體制運行得更好。

1989年，盛田昭夫在一本題為《日本可以說“不”》的論文集中闡述了他的觀點。這本書是與備受爭議的極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Shintaro Ishihara）合著的。石原慎太郎還是一名大學生時，因出版了一部名為《太陽的季節(jié)》（Season of the Sun）的充滿色情的小說而成名。 這部小說被授予日本最負盛名的新作家文學獎。作為當時執(zhí)政黨自由民主黨的一員，石原慎太郎利用這一名聲，通過對外國人的貶損性誹謗，贏得了議會席位。石原慎太郎在議會中鼓動日本在國際上維護自己的地位，并修改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由美國占領當局制定的日本憲法，讓日本建立強大的軍隊。

我們很難想象，盛田昭夫會選擇這樣一位更具挑釁性的合著者就美國的危機進行評論。這本書本身是一系列隨筆散文，其中一些是盛田昭夫?qū)懙?，一些是石原慎太郎寫的。盛田昭夫的文章大多重述了他關于美國商業(yè)實踐失敗的論點，盡管《美國，你最好放棄某些傲慢》（America, You Had Better Give Up Certain Arrogance）等章節(jié)標題的語氣，比盛田昭夫通常在紐約晚宴上表達的語氣更為嚴厲。即使是一向和藹可親的盛田昭夫，也很難掩飾自己的觀點，即日本的技術實力使其在世界大國中占據(jù)了一席之地。盛田昭夫當時告訴一位美國同事：“在軍事上，我們永遠無法打敗美國。但是，在經(jīng)濟上，我們可以戰(zhàn)勝美國，成為世界第一?！?/p>

石原慎太郎毫不猶豫地說出了自己的想法。他的第一部小說是一個關于不受約束的性沖動的故事。他的政治生涯包含了日本民族主義最令人厭惡的本能。他在《日本可以說“不”》一書中，呼吁日本宣布獨立于霸道的美國，美國統(tǒng)治日本太久了。石原慎太郎在一篇文章中宣稱：“我們不要屈服于美國的虛張聲勢！”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宣稱：

“約束美國！”在美國主導的世界中，日本極右翼一直對其國家的次要地位感到不滿。盛田昭夫愿意與石原慎太郎這樣的人合著一本書，讓許多美國人感到震驚，這表明華盛頓培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仍然潛伏著威脅性的民族主義。自1945年以來，美國的戰(zhàn)略是通過貿(mào)易和技術交流將日本與美國聯(lián)系起來的。盛田昭夫可以說是美國技術轉(zhuǎn)讓和市場開放的最大受益者。如果連他都在質(zhì)疑美國的主導作用，那么華盛頓也需要重新考慮游戲規(guī)則。

讓《日本可以說“不”》真正令華盛頓感到恐懼的，不僅是這本書表達了日本的零和民族主義，而且石原慎太郎還找到了一種脅迫美國的方式。石原慎太郎認為，日本不需要服從美國，因為美國依賴日本的半導體。他指出，美國的軍事實力需要日本的芯片。他寫道：“無論是中程核武器還是洲際彈道導彈，確保武器準確性的正是緊湊、高精度的計算機。如果不使用日本的半導體，這種精度就無法保證?！笔魈赏茰y，日本甚至可以向蘇聯(lián)提供先進的半導體，從而打破冷戰(zhàn)期間的軍事平衡。

石原慎太郎指出：“電腦核心中使用的1兆位半導體，在一個只有小指甲三分之一大小的區(qū)域內(nèi)承載著數(shù)億個晶體管，只能在日本制造。”他繼續(xù)說道：“日本在這些1兆位半導體中占有近100%的份額?，F(xiàn)在，日本在這一領域至少領先美國五年，差距正在擴大。”使用日本芯片的電腦是“軍事力量的核心，因此也是日本力量的核心……從這個意義上講，日本已經(jīng)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

其他日本領導人似乎也持類似的威脅性觀點。援引一位外交部高級官員的話說，“美國人根本不想承認日本贏得了與西方的經(jīng)濟競賽”。日本首相宮澤喜一（Kiichi Miyazawa）不久后公開表示，切斷日本電子產(chǎn)品出口將導致“美國經(jīng)濟出現(xiàn)問題”，并預測“亞洲經(jīng)濟區(qū)將超越北美經(jīng)濟區(qū)”。一位日本教授宣稱，在美國工業(yè)和高科技行業(yè)崩潰之際，美國的未來是“一個首要的農(nóng)業(yè)大國，一個巨大的丹麥版本”。

在美國，《日本可以說“不”》引發(fā)了憤怒。這本書由美國中央情報局翻譯并以非官方形式分發(fā)。一位憤怒的國會議員，將這本以非官方出版的書整本載入《國會記錄》，以進行宣傳。書店稱，華盛頓的顧客在尋找盜版圖書時“簡直瘋了”。 盛田昭夫靦腆地讓官方的英文翻譯版本只出版石原慎太郎的文章，不要體現(xiàn)他的貢獻。盛田昭夫告訴記者：“我現(xiàn)在很后悔與這個有牽連，因為它造成了太多的混亂。我的觀點與石原慎太郎的觀點是有區(qū)別的，我覺得美國讀者不理解這一點。 我的‘隨筆’表達了我的觀點，他的‘隨筆’表達了他的觀點。”

但《日本可以說“不”》引起了爭議，并不是因為它的觀點，而是因為事實。美國在存儲芯片方面明顯落后。如果這一趨勢持續(xù)下去，那么地緣政治變化將不可避免地隨之而來。像石原慎太郎這樣的極右翼挑釁者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美國領導人預見了類似的趨勢。就在石原慎太郎和盛田昭夫合著出版《日本可以說“不”》的同一年，美國國防部前部長哈羅德·布朗發(fā)表了一篇文章，得出了幾乎相同的結論。布朗在文章中寫道：“高科技是外交政策?！?如果美國的高科技地位正在惡化，那么美國的外交政策地位也將面臨風險。

對于布朗來說，承認這一點是尷尬的。布朗曾是五角大樓領導人，于1977年雇用了威廉·佩里，并授權他將半導體和計算能力作為軍方最重要的新武器系統(tǒng)的核心。布朗和佩里成功地說服美國軍方接受微處理器，但他們沒有預料到硅谷會失去領先地位。他們的戰(zhàn)略在新的武器系統(tǒng)方面取得了回報，但其中許多東西依賴于日本。布朗承認：“日本在存儲芯片方面處于領先地位，而存儲芯片是消費電子產(chǎn)品的核心。日本在邏輯芯片和專用集成電路方面正在迅速趕上美國?！比毡具€在制造芯片所需的某些類型的工具比如光刻設備方面，取得了領先地位。布朗所能預見的最好結果是，美國將在未來保護日本，但要用日本技術支持的武器來保護日本。美國把日本變成晶體管銷售員的戰(zhàn)略似乎大錯特錯了。

日本，一個一流的技術大國，會滿足于二等的軍事地位嗎？如果說日本在DRAM芯片方面的成功是一個指南的話，那么日本將在幾乎所有重要的行業(yè)中超越美國。日本為什么不尋求軍事優(yōu)勢呢？如果是這樣的話，美國會怎么做呢？1987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委托一組分析師預測亞洲的未來。 他們將日本在半導體領域的主導地位視為一個新興的“日式和平”（Pax Niponica）——一個由日本領導的東亞經(jīng)濟和政治集團——的證據(jù)。美國在亞洲的力量建立在技術優(yōu)勢、軍事實力以及將日本、中國香港、韓國以及東南亞國家和地區(qū)聯(lián)系在一起的貿(mào)易和投資聯(lián)系之上。從中國香港九龍灣的第一家仙童組裝廠開始，集成電路就成為美國在亞洲地位的一個組成部分。從中國臺灣到韓國，再到新加坡，美國芯片制造商都在建工廠。

到20世紀80年代，美國供應鏈策略的主要受益者似乎是日本。日本貿(mào)易和外國投資大幅增長。東京在亞洲經(jīng)濟和政治中的作用正在不可逆轉(zhuǎn)地擴大。如果日本能夠迅速地確立對芯片行業(yè)的主導地位，那么又有什么能阻止日本取代美國的地緣政治優(yōu)勢呢？